县级能决定新冠核酸检测吗？再不明确，各地又会随意核酸检测了，
经历三年疫情，一个春节热热闹闹，让群众都以为疫情过去了，然，此时并没有解除疫情，没有到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
关键因素是，
谁继续扮演守夜人？
谁能决定全员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属于的强制措施吗？
再次核酸检测的逻辑是什么？
这个担忧是因为江西一当地政府的行为引发的。
2023年春节期间，江西抚州东乡开展全员核酸，单人单管，一人16元，
核酸检测收费已经低到1元，而他们直接收16元，让当地群众没有想疫情的事，首先想的就是抢钱，
有网友说，当地进货检测材料太多，中央突然放开后，这些闲置的核酸检测试剂马上要过期，有人急了，
但这时候做全员核酸，老百姓刚刚轻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了。
如果要做这个措施，是否需要一定流程审核？我们是否有权提起审查诉讼？
如果说到疫情防治也需要依法进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如下几个行政法问题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是行政机构吗？是否有权发布防疫政策？
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常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立，承担起统筹区域内疫情防控的有关工作。在行政主体的分类中，“疫情防控指挥部”属于“临时行政机构及有关指挥部”，并非“常设行政机构”。“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行为是代表人民政府行使职权，有权发布防疫政策，相应责任由组建的政府来担责。
二、是否可以对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员实施拘留和罚款？
很多地方都规定两次以上未参加核酸检测，可以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
是否有权呢？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
由此可见，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检验是每一位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必须无条件配合。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并未提及个人不配合防疫检验的行政法律责任，只是规定如果个人违法行为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行的；
（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的警戒带、警戒区的。
实践中，一般会认为防疫政策属于“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所以，从该法律规定本身出发，执法部门确实有权力按照最严厉的标准处以十日行政拘留，并处五百元罚款。
但在法律界，对于“紧急状态情况”的认定以及“发布决定、命令”的法定程序尚存一定的争议。
3，对于发布核酸检测的行政行为必要性是否可以审查？
答: 如何从法律的角度看待一些地方的防疫行为及其所采取的各种防疫措施？这一问题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三个需要思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地方防疫行为的合法性；
第二，防疫措施的合法性；
第三，防疫措施的合理性即比例原则。
地方防疫行为的合法性
按照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工作。在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时，除了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疫情控制方案外，应当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采取措施。国家安全法也规定，国家决定进入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者实施国防动员后，履行国家安全危机管控职责的有关机关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有权采取限制公民和组织权利、增加公民和组织义务的特别措施。
总之，按照上述我国法律规定，一旦发生疫情之类的突发事件或影响国家安全的事件，有关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具有管理与应急处理的权力，并有权依法采取应对的紧急措施。
换言之，人民政府或防疫部门的防疫行为是法律赋予的职责职权。既然是法定职权，当然作为行政管理关系的相对人即公民个人就负有服从其管理的法律义务，这种个人义务也是法律所赋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7条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也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国家安全法第77条也把公民“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作为其应当履行的义务。
可见，服从防疫部门管理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的应尽义务。公民个人积极参加当地政府或防疫机构核酸检测等要求，是每一个公民个人应尽的法律义务。
防疫措施的合法性
疫情状态下，作为担负公共管理职责的政府及其相关机构，依靠正常时期应当行使的公共权力，或行政措施已经难以维持或者恢复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财产与安全等利益，可依法行使不同于正常时期的“紧急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具有高度集中性、灵活性、高效率的自由裁量权。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不同于常态下的人权保护，对此，如何平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其基本原则就是紧急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凡是以公共权力的名义发布的各种法令包括决定、命令、措施等都必须依据法律规定作出，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不得逾越法律为公民设定法外义务。
我国相关紧急状态的法律均对合法原则作了规定。
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工作和涉及国家安全活动中，应当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在国家安全工作中，需要采取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特别措施时，应当依法进行，并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为限度”等。
传染病防治法也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总之，处于突发事件或紧急状态之下，公权力机关依法有权采取限制公民权利或增加公民义务的特别措施，然而其所发布的法令与采取的措施，都必须依法进行，即具有合法性，否则，公民或单位可依据上述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救济。
之所以强调防疫措施的合法性，即在于措施的特殊性。因为措施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发布主体的单向性、服从的强制性与后果的不利性。
一旦一个措施被实施，它实际上为接收者设定了相应的服从义务，否则就直接施加不利的强制性后果。因此，命令式的措施之于人们的生命、健康、财产、自由或人格等权利的利害关系具有直接的、即时的强制性影响。
所以，措施必须具有合法性。譬如，疫情期间，有地方要求“封门上锁并要求居民交出钥匙”，其合法性就存在质疑。“封门上锁令”不仅仅是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构成了对人身自由权与住宅权的非法侵害，一旦被封门上锁的公民所在楼宇发生意外事件，就完全阻断了个人自救的可能。同时，住宅权是公民享有的宪法基本权利，对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属于法律保留，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予以限制，特别是由一种临时管控的措施予以限制，就属于违法。
疫情时期所发布的诸如此类的措施，在个别地方基层或社区并不少见，虽然对于防疫或社会治理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但这种违反法律或缺乏法律依据的措施却是以牺牲法治为代价的。因此，任何防疫或社会治理措施都应当具有合法性，不能损害法律的权威，否则就给公民权利带来即时侵害。
在疫情期间，公权力尽管有权采取某些特别措施限制公民权利，但是除了遵循合法原则之外，还必须遵循妥当性、必要性与法益权衡等比例原则。这就是对执法能力的一种较高要求。没有一点法律水平，很难准确实施。
譬如，外来车辆能否下高架进入当地，一些地方就提出了超越比例原则的过度要求。无论是要求重新做或变相强制做核酸检测，还是一律劝返，均与适当性与必要性等比例原则相悖。重新做核酸检测或直接劝返，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直接给司乘者造成直接的物质或经济损害，人为增加了经济成本与资源成本，选择一种最不利于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措施，就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比例原则。
诸如“居家戴手环”“强行赋红黄码”等防控措施，也是需要借助比例原则之妥当性、必要性与权益衡量等方面予以检视与评断。
总之，凡是在疫情状态下所采取的措施，必须遵循合法原则与比例原则，即不仅有法律上的依据或法律授权，而且还必须具有目的正当性、目的与限制手段之间具有合理关联性以及在选择最小程度的限制的必要性。防疫措施只有遵循合法原则与比例原则，才合乎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的“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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